《金融時報》記者：新時代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對制造業提出了新要求。請問我國制造業轉型的方向是什么？
趙劍波：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就要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可以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整體規模看，繼續保持適當產業規模和增長速度。高質量發展并不意味著放棄增長速度和總體規模的要求，規模與速度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優勢，制造業一定要避免“空心化”。在注重增長質量的同時，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調整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必要條件。十年來我國雖然保持著制造業領頭羊的地位，但是能否繼續保持并不確定。因此，保持高質量的發展，并不意味著放棄規模與速度，我國制造業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和規模優勢，絕不能采用限制工業發展的方式來解決資源短缺問題。
二是從發展動力看，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的轉型升級方向。創新要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尤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加速與制造業融合，也在重塑全球產業競爭格局。從國際發展趨勢看，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顛覆性技術正在深刻影響著傳統制造業的產品、模式和業態，正在催生許多新的產業領域。在新時代，當務之急是不斷落實《中國制造 2025》，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提高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服務化水平。
三是從產業體系看，不斷提升實體經濟供給質量。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的提升，主要體現在產業、企業、產品三個層面。從產業角度看，以創新驅動為根本，努力解決制約我國制造業能級提升的關鍵技術、成套裝備和核心零部件的主要短板，使我國制造業整體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從企業角度看，努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業。在新一輪全球化和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必須加速培育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能夠有效整合全球資源、主導全球制造市場、引領國內產業發展方向的世界一流企業。從產品角度看，我國企業需要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高質量的產品，創造出更多世界著名品牌，生產出具有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進而提升產品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變化的能力。
《金融時報》記者：實現“制造強國”的目標，我國目前具有哪些優勢？還有什么短板需要補齊？
趙劍波：我國制造業最為突出的優勢是產業規模優勢和產業生態優勢。一是規模優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首先是產業大國，已經構建起了門類齊全、體系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其次是產品大國，在500多種主要的工業品中，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再次是企業大國，隨著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我國成長起來一批具有國際規模的大型企業，世界最多的中小企業；最后是貿易大國，我國還是世界工業品出口第一大國。各個口徑的指標都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實體經濟進一步發展，綜合實力進一步顯著增強，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地位進一步加強。二是產業生態優勢。按照鉆石模型理論，國家的競爭優勢體現在生產要素、企業戰略、市場需求、相關行業的支撐四個方面。從發展態勢看，我國實體經濟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產業生態，通過與新興科技的融合，能夠有效支撐創新模式和創新產業的涌現。以小米手機為例，其經營模式的成功離不開國內智能手機行業的社會化分工和高效率的價值鏈協同。2017年，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龐大的用戶數量和需求規模，更加能夠孕育出許多原創性的創新模式和產品。
但是，從制造業增加值率、勞動生產率、創新能力、核心技術擁有、關鍵零部件生產、所處全球價值鏈環節、高端產業占比等各方面衡量，我國只是制造業大國而不是制造業強國。具體而言，從核心技術看，產業高端化和產業鏈高端環節發展不足?！肮I四基”能力有待提高，關鍵設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性軟件對外依存度過高，制造業“缺芯”“少核”“弱基”問題突出，重大核心關鍵技術有待突破。從產業組織看，制造業產業集中度不高，優質優勢企業數量少，尤其缺乏在全球制造業中占主導地位和具有掌控能力的大型跨國企業。我國的世界500強入圍企業，多數屬于電力能源、工程建筑及金融保險企業，制造業企業數量不多。從產品質量看，我國制造業低端產品數量大，而高端產品供給能力不足，不能滿足日益升級的市場消費需求。產品穩定性和可靠性較低，制造精度和產品使用壽命與國際跨國巨頭生產的同類產品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金融時報》記者：美國總統特朗普關于“制造業回流”的政策是否會對我國制造業產生負面影響？對于我國制造業下一階段的發展，您有哪些建議和想法？
趙劍波：2016年，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力圖通過先進制造戰略，構建美國制造業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當然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我們也不用妄自菲薄。一方面，美國出臺“再工業化”戰略正是出于對其曾經引以為傲的制造業喪失競爭力的擔憂。產業空心化是美國實體經濟面臨的重大難題，也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應該極力避免的陷阱。另一方面，要想通過制造業回歸重構健康的制造業產業生態也并非易事。工業有它自身的發展演化規律，從工業化發展經驗看，再工業化幾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全球制造業中心在中國。舉個例子，在美國硅谷，“華強北”三個字可以說為廣大創新型企業所熟知，硅谷企業的創新概念，需要華強北的工業設計，而每一個華強北的模具設計企業背后都有幾家珠三角的制造工廠在支撐。這就是制造業的創新生態，僅僅依靠某個企業或者某些企業的回歸，很難構建起完善的產業生態。
《中國制造2025》等戰略規劃已經描繪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藍圖。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服務制造是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制高點。未來，中國企業一定要抓住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的發展方向。不可忽視的是，全球工業產品產量高度集中在美國、中國、日本、德國等制造大國，雖然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增速普遍低于發展中國家，但仍沒有失去制造業的優勢，仍然占據制造業價值鏈的高端。對我國經濟發展來說，必須走環境友好、高附加值創新引領的模式，否則隨著歐美國家加強“再工業化”，我國經濟將面臨更加嚴峻的競爭形勢。
《金融時報》記者：金融暢則實體興。在制造業由大變強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發揮金融的作用？
趙劍波：金融要素是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保障與持久動力。金融是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并依靠實體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實現協同發展。
一是堅持“實體經濟決定論”。實體經濟是金融等虛擬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金融業要降低實體經濟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在沒有經濟管制的背景下，只要實體經濟的回報率低于虛擬經濟，社會增量投資和存量實業資本均會轉向虛擬經濟。當“以錢生錢”而不是“以物生錢”時，經濟泡沫也就越來越大，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就會來臨。我國經濟發展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的基本導向和關鍵，就是動態調控虛擬經濟發展的方向與速度，促進金融活動和金融創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因此，這兩年來中央亦多次強調提振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讓金融業回歸本源。對于行業的變局，回歸本源也意味著行業的收縮，銀行業縮表、信托業回歸主動管理、基金子公司業務收縮，金融業的“寒冬”或許能為實體經濟帶來“暖春”。
二是培育金融與工業融合發展。近些年，實體經濟總體投資回報率較低，金融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和服務不夠。虛擬經濟傾向于偏離實體經濟，在體內自我循環，造成在貨幣投放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發展卻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局面。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在“虛實分離”的常態中，從體制機制上扭轉“脫實向虛”趨勢，形成工業和金融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的關系，破除金融業高收益對實體經濟高端要素的“虹吸效應”與對實體經濟創新的“破壞效應”，迅速著手建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三是通過金融創新推動實體經濟。一方面要重視金融政策創新扶持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要重視金融體系創新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金融發展的目的是提高實體經濟發展的投融資效率，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因此，金融創新應立足于實體經濟，精準解析客戶需求，盡可能地滿足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為金融創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資本市場的成熟對于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科技創新已經顯示出強大的支撐作用，以獨角獸、隱形冠軍為核心的高端制造企業群體正在形成。科技部火炬中心發布的《2017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中，大多數的創新型企業都獲得過各種風險投資的支持。因此，深化產融合作，可以瞄準新能源、新材料，或者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設立一批創新產業基金，引導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加強對新興科技和產業創新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