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共同挑戰。近年來，中國在科學發展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指引下，不斷完善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們自己要做，不是誰要我們做”，提出把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打造成完善全球治理重要平臺的指導思想。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成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成為中國發揮理念引領作用，在多邊場合貢獻“中國方案”，推動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雙邊場合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鞏固戰略依托的重要實踐。《巴黎協定》的簽訂和生效，重塑了各國在聯合國體系下開展全球氣候治理的信心，有力推動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廣泛國際合作，維護了多邊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于2017年6月1日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這使全球氣候治理產生了變數。不僅使得美國自身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出現倒退，也給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乃至全球治理體制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特朗普政府這一倒退，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批評。中國、歐盟、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和集團的領導人相繼發表聲明，表示將繼續堅定實施《巴黎協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學界有的主張既然美國退出了《巴黎協定》，就應將其排除在《巴黎協定》下的細則談判和履約程序之外，也有人期望通過遷就特朗普的訴求來保持《巴黎協定》的覆蓋面。更多的學者希望中國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期待中國和歐洲進一步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緊密合作，以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和《巴黎協定》的落實。當然也有人受到美國政府倒退政策的影響，懷疑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嚴肅性，對加快綠色低碳轉型有所動搖。我們需要正確認識特朗普氣候變化政策倒退的本質和影響，堅定綠色低碳的發展戰略方向，繼續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積極和引領作用。
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重大生態環境和發展方式挑戰，需要加強積極應對
地球氣候系統正在超常變暖是觀察到的科學事實。近百年來，地球氣候系統正經歷著一次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升高了0.85℃ (0.65℃—1.06℃)，過去3個十年的溫度依次升高，高于1850年以來任何一個十年期間的平均氣溫。1901年以來，全球幾乎所有地區地表都出現增暖。1971—2010年，海洋上層75米以上深度的海水溫度每十年升幅達到0.11℃(0.09℃—0.13℃)。1901—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9m(0.17—0.21m)；自19世紀中期起，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大于之前兩個千年期間的平均速度。過去20年，格陵蘭冰蓋和南極冰蓋的冰量一直在損失，全球范圍內的冰川幾乎都在繼續退縮，北極海冰和北半球春季積雪范圍在繼續縮小。
人類活動是近50年氣候系統超常變暖的主要原因。溫室氣體排放劇增是氣候系統超常變暖的主要原因。自1750年工業化以來，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濃度顯著增加，目前總濃度已遠遠超出了工業化前幾千年內的濃度水平，且濃度增加的速率是過去2.2萬年來前所未有過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20多年來的5次科學評估中，一次比一次更明晰了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的聯系，確認了人類活動極有可能(95%以上的概率)是引起1951年以來全球變暖的主因。地球氣候系統變化的極高速率如果持續下去，將給人類社會和地球系統帶來巨大的風險。許多負面影響，特別是各種極端氣候事件，已經開始顯現。人類社會必須盡快從減排溫室氣體入手減緩氣候變化，而且已經不得不采取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
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是建立在科學評估基礎上的重大政治決策。1992年，世界各國一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提出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要求“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并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間范圍內實現”。IPCC從第二次評估報告起，就不斷探討對這個目標的科學解釋。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系統評估了生態系統和人類群體對可能發生的氣候變化的脆弱性，成為分析超常溫升對水資源、海平面、生物多樣性，以及食物生產等重要因素影響程度的重要基礎。基于科學評估報告，歐盟理事會首次提出將“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內”作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2006年，時任英國首相經濟顧問的斯特恩爵士發布的《氣候經濟學斯特恩報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對應對氣候變化對策進行了成本效益的經濟學分析，成為選擇溫升控制目標的重要理論支撐之一。在不斷深化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支撐下，各國政府和多個國家集團逐漸統一認識，形成了2℃溫升控制目標的共識。《巴黎協定》最終將“把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水平2℃之內，并力爭不超過1.5℃之內”確定為全球行動目標。
全球溫升控制目標是一個建立在科學評估基礎上的全球性政治共識，這一目標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明確行動方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所有的國家和社會機構都需要采取積極的措施應對氣候變化。
實現全球溫升控制目標要求各國加快行動、加強合作
各種科學評估表明，實現2℃以內的溫升控制目標，各國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措施，盡可能早地實現能源體系的凈零碳化轉變，進行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轉變。21世紀中葉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要下降一半左右，下半葉要實現全球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這個轉變的難度很大。實現目標的可能性目前仍然存在，但時間窗口已經剩余不多，行動緊迫性日益提高。多個國家已經逐漸采取了應對氣候變化措施，開始認真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各國按照《巴黎協定》要求提出了自己的“國家自主貢獻”行動目標和方案，但目前的承諾行動如果不能盡快加強，2100年全球溫升將很可能達到3.0℃—3.2℃，遠遠超出2℃目標的減排要求。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明顯加劇。各國必須加快和增強減排行動，才可能抓住時間窗口，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
發達國家必須盡快實現低碳轉型發展
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對當前的全球氣候變化負有主要歷史責任和很大的現實責任，發達國家需要繼續率先減排，盡快實現低碳轉型發展。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向低碳發展轉變，轉型路徑各有特點，歐洲明顯走在了前列。歐盟28國2015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已經比1990年下降了23.7%。低碳發展需要堅定的政治意愿和社會共識以及法律基礎，而在德國、英國、法國以及北歐，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已經基本形成，綠色低碳發展轉化為強勁的內部驅動力。歐盟和許多歐洲國家在管理體系機制、經濟結構、能源結構、技術研發、公眾意識等方面都開展了積極探索，并且取得了顯著成效，低碳轉型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積極的遠期目標已經確立并逐步實現。
美國低碳轉型明顯落后于歐洲。2007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到峰值，比1990年增長了15.5%，2015年美國排放量比2007年下降了10.4%，但仍高于1990年的水平，明顯沒有達到《公約》的要求。奧巴馬總統氣候政策措施的核心“清潔電力計劃”也僅能使2025年化石能源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減排14.6%，其承諾的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減排26%—28%的目標可否實現還有較大不確定性。特朗普總統如果退出《巴黎協定》，廢除“清潔電力計劃”等氣候政策，將會使美國減排目標成為未定變量。盡管美國國內相當數量的地方政府和產業界反對特朗普的后退政策，仍然堅持既定的減排和低碳轉型方向，但美國政府的倒退使其明顯喪失信義，成為消極因素。
最大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氣候變化這樣的人類重大挑戰問題上，政策反復搖擺，囿于國內選舉政治和部分集團利益，形不成必要的政治共識，處理不了重大的科學性、戰略性問題，表明其已經難以引領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潮流，并且在發達國家里也成為孤立少數。歐盟等國家和集團雖然積極推動低碳轉型，有國際合作意愿，但也難以形成決定性的引導集團；對美國的倒退雖然十分不滿，但也只能靜觀其變。發達國家在低碳轉型發展方面出現的巨大分化，給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增添了新變數。
發展中國家必須盡快實現低碳創新發展
多數發展中國家還處于欠發達狀態，有些國家人均GDP(2016年)尚不足500美元，有些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2013年)還不到0.05噸，但也有個別國家已經超越美國的人均排放水平。中國等新興國家，已經在經濟總量上進入世界經濟前列，同時也成為主要排放大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增量都已經明顯超過發達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期望盡快發展起來，以擺脫貧困，實現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綠色低碳發展，開始對全球氣候變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特別是主要的經濟大國完成了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實現了低碳發展。即使歐盟內部一些走在轉型前列的國家，也還是處在離起點近、離終點遠的位置上。發達國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既能實現快速發展，又能大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現成模式。發達國家是在實現高碳發展后向低碳轉軌，而發展中國家如果學習發達國家這樣的發展模式，必將重復高碳發展的老路。如何開拓綠色低碳發展新模式，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挑戰。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就有可能實現蛙跳式發展，越過傳統高碳路徑，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濟差距。也只有這樣，世界才能在全球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更多國家和人民享受到發展成果的同時，實現全球碳排放總量盡早達峰并較快下降，使得全球21世紀后半葉實現零碳排放，從而實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
發達國家中，許多歐洲國家以及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已經走出了不同的能源和排放路徑。許多歐洲國家和日本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最高人均能耗、人均碳排放水平遠低于美國和加拿大，形成了與高碳的“美加情景”所不同的相對低碳“歐日情景”發展路徑。這表明“高碳發展”并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發展中國家應當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積極主動開展政策干預，轉變發展方式，降低經濟發展伴生的碳排放。通過制定和實施積極的應對氣候變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就可以在相對低的能源、資源消費基礎上，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世界的低碳技術發展迅速，已經可以提供實現比“歐日情景”更加低碳的發展前景。
《巴黎協定》推動了全球氣候變化合作，也是不斷強化應對行動的新機制
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必須依靠全球合作行動。一方面，全球各國應秉持同樣的理念，積極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以期實現全人類共同的目標；另一方面，考慮到各國國情和能力的不同，能力欠缺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在采取這些措施時，得到必要的支持。從《公約》到《巴黎協定》，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共同而有區別、自下而上、合作支持、不斷強化的共同行動模式。充分尊重國家主權，由各國按照全球共同目標的科學要求，根據自身發展優先事項，確定擬采取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發展中國家還將獲得必要的支持，從而最大程度上動員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和實際行動；在充分、透明的目標和進展信息交流中，不斷盤點全球行動的進展，各國自愿動態更新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形成一個逐步強化的進程性安排，最終實現全球目標。這一模式以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知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思想為基礎，各國主動采取行動，不介意其他國家“搭便車”，通過低碳轉型發展和低碳創新發展，形成新的發展理念、經濟競爭力和政治話語權，反映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體制創新。
中國應繼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在全球治理中發揮引領作用
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了積極建設性作用。從《公約》的談判到《巴黎協定》的達成和實施，中國一直是全球氣候治理的積極參與者。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變化和在全球排放中的地位變化，中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的重要性也不斷提高。在《巴黎協定》的達成過程中，中國通過主動與關鍵各方協調立場、積極參與談判、建設性提出解決方案、身體力行，為履行2020年前承諾做出表率，有力促成了《巴黎協定》的達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贊譽。
實踐五大發展理念，堅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要使14億多人實現全面小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現代化的長遠目標，即使沒有氣候變化問題，也不能重復發達國家的高能源、高自然資源消費的發展老路，必須實踐“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開拓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路。當前綠色發展是我們需要進行理念轉變的最突出的一個發展問題。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最嚴重、最具基礎性的生態環境問題。如果全球的生態環境大平衡被嚴重打破，各種水資源缺失，氣候氣象極端事件越來越猛烈頻繁，生物多樣性受到毀滅性破壞，以致不少地方的人類生存條件被嚴重惡化甚至消失，綠色發展就會失去穩定的基礎。全局性的生態環境得不到維護，局部的環境治理也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內容。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要通過高效清潔生產和合理消費來減少排放；要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引導充足而科學合理并具有社會理性的消費發展；要更快地發展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潔的低碳能源系統；要形成更有競爭性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要依托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甚至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全球層面的協調創新，實現發展方式的突破；進而使全球發展擺脫傳統的能源和資源制約以及世界各國的惡性競爭，使世界更安全穩定，減少戰爭威脅。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獲益的不僅是個別國家，而是全人類成果共享。在五大發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將不斷強化，發展更可持續，也將為全球氣候治理作出更大的貢獻。
堅定四個自信，以強化綠色低碳發展為契機，充分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綠色低碳發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首先是對國家社會制度是否保持先進性的重大考驗。氣候變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科學問題，應對氣候變化又要求全社會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牽涉到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科學研究是否先進，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系統把握是否科學合理，相關的科學結論能不能及時轉變為政治共識，已經在不斷考驗著各國政府、學界和社會方方面面。美國曾經是氣候變化科學領先的國家，也有一大批認真研究氣候變化科學問題的科學家以及氣候經濟學、國內氣候政策、全球氣候治理等領域專家，也曾經是提出過不少相關方法理論的國家。但美國的政治決策過程并不科學——利益集團的爭斗主導了政府的更替，政策的制定容易脫離科學的依據，因此，其氣候變化政策出現多次搖擺。主張單邊主義的霸權外交和單純的美國利益至上，使美國輕視國際公約的嚴肅性，不愿承擔應有責任。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不是對氣候變化科學問題認真考量的結果，而是因為美國政治制度難以對具有全球公益性、長期戰略性問題進行有效科學決策。中國科學家在二十幾年的時間里，充分分析和吸收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同時開展了多方面的進一步科學研究，形成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共識；同時還積極參加了IPCC的評估工作，如擔任IPCC第一工作組的共同主席，為推動全球氣候變化科學進展作出了貢獻。黨和國家領導人把握全局，從戰略高度集中了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對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全面和正確的判斷，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提出了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針。我國在節能減排、發展低碳能源、轉變發展方式、實現低碳發展等方面，一步步走到了世界前列，這充分顯示了中國能夠把握全球戰略發展方向，引領新的發展理念和道路的制度優勢。綠色低碳轉型發展，不僅沒有妨礙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而增加了我國發展的動力，提高了我國經濟和技術的競爭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為中國妥善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與政策將會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加強，不會隨著美國政策的搖擺而出現反復。
以全球氣候治理為契機，進一步構建完善新型國際關系。氣候變化的全球性使得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領域。全球治理是為了協調各國利益和政策，以應對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所面對的各種跨國和國際挑戰，并支持各個國家實現國家治理水平提升。美國退出《巴黎協定》，進一步把中國推到全球氣候治理舞臺的中心，世界多數國家提高了對中國發揮核心引領作用的期望。中國綠色低碳發展的進展，牽動了更多國家的人心。我們應該首先把國內的綠色低碳發展搞好，更快地推動能源革命，實現高效綠色低碳創新發展，力爭提前實現排放達峰，并爭取較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我們要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實施，與國際社會一起，逐步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力度，不斷向全球共同確定的2℃溫升控制目標前進，爭取把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機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起來，成為建立合作共贏、推動全球發展的新型國際關系的成功案例。
結語
氣候變化具有長期性、全球性、不確定性和潛在巨大規模的特征。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當前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而溫室氣體過多排放是人類有史以來在環境外部性失控方面最大的市場失靈。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必須依賴政府干預，必須依賴全球合作才能達到目的。從《公約》到《巴黎協定》，全球各國政府通過談判協商建立機制，發揮政府干預作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低碳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發展潮流，不會因為個別國家的消極立場而改變；相反，消極應對氣候變化，必將在未來的發展中落伍。中國在五大發展理念的指導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是必然趨勢。中國不僅要履行好自身在氣候變化國際條約下的承諾，還要不斷體現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影響和貢獻，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新的貢獻。
來源：中國發展門戶網
